11．“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公元前115年桑弘羊改革财政广辟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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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公元前115年桑弘羊改革财政广辟利源

桑弘羊是汉武帝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又是武帝临终前诏令的4位辅政大臣之一。他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这时的洛阳，已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城市，商贾云集，富冠海内。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桑弘羊，从小就接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懂得一些理财兴利的知识。他生性聪颖，六七岁即开始从师受业，在心算计数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13岁便进入西汉朝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接近皇帝，为人所重视，是得到升迁的重要门径。孔安国，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都曾当过武帝的侍中，后来成长为一代杰出的文臣武将。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26年。在此期间武帝平定闽越、南越的叛乱，用武力收服西南夷，又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战争虽然开拓了西汉王朝的疆土，解除了匈奴的侵扰，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文、景以来充溢的国库变得空虚，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广大农村也不再是“家给人足”，农民要承担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富商大贾却乘机贱买贵卖，巧取豪夺，聚敛钱财，兼并土地。农民大批流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国家的巨额财政开支，汉武帝决定起用一批“兴利之臣”。“能言利，析秋毫”的侍中桑弘羊，便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升任大农丞，这是朝廷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的副手。

桑弘羊任大农丞时已39岁，长期的官场经历使他认识到，如果再向农民加重田赋、口赋，必然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他决心另辟利源：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武帝已经颁布的算缗、告缗法令，取利于富商大贾。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偷税作斗争的方法。算缗法、告缗法最初由御史大夫张汤提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推行，但因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未能在全国认真执行。算缗法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国家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税、。每价值二缗（一缗一千钱）的资产，抽一算（一百二十文），余此类推。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一算。马车每乘抽一算，进行贩运的马车一乘抽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抽一算。告缗令规定，对财产隐匿不报或漏报、少报的，除没收缗钱外，并罚当事人往边境守边一年，告发人可得没收缗钱的一半作为奖励。同时，还规定不许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违者予以没收。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以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大张其鼓地贯彻算缗，告缗令，富商大贾所缴的财产税成倍增加，非法收入收归国有。商人不得再兼并土地和占有奴婢，对缓和社会矛盾也颇为有利。特别是告缗令坚持几年后，没收的财产以亿计，正好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亏空。桑弘羊又将法令实施中所没收的大量耕地，招募贫苦农民耕种，再向他们征收田赋，这样又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流民重新依附于土地，获得了生产自救的条件，社会秩序也趋向稳定。

二是改革货币制度，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改变货币混乱、国家无法控制金融的局面。西汉前期国家对铸钱采取放任态度。朝廷铸钱无统一标准，不仅形状不一，所标重量也往往不足。诸侯铸钱以壮大割据实力，吴王刘濞就曾开铜山，铸钱币。富商大贾则用铅铁杂入铜内，铸造一些质地不纯的钱币，从中牟取暴利。武帝虽严令禁止私铸钱币，违者严厉惩处，但犯法的人多，不能全部捕杀。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因盗铸钱币判死刑而受到赦免的有数十万之众，自首的100余万，不敢自首的还不只这个数。针对乱铸钱币给国家经济和社会治安带来的严重问题，桑弘羊建议武帝进行币制改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下令整顿币制，其主要内容是两项：第一，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禁止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此后，朝廷动用10万人采铜铸钱；第二，统一货币，朝廷铸造一种“五铢钱”，作为惟一合法的钱币通行全国，并责令各地方官将原有各种形状和重量的旧币一律收缴、销毁，将铜材上交中央，由国家控制铸钱原料。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所铸“五铢钱”也轻重合适，便于流通，从而制止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私铸之风，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

正因为桑弘羊理财有功，深得武帝的信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又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此后的13年中，他一直掌管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继续广辟利源，以支持封建国家庞大的财政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