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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分裂走向反党
1929年5月的一天，陈独秀因胃病发作上街买药，顺道到住在提篮桥昆明路上的彭述之家坐坐。彭述之夫人陈碧兰见陈独秀来了，忙沏上一杯茶，笑道：
“总书记，请你品尝昨天一位朋友送来的你们安徽祁门新茶。祁门茶中外有名。”
“好，谢谢彭夫人。”陈独秀端起茶杯边喝，边品尝，赞道：
“好茶，好清香，不愧是世界名茶。”
“总书记，我再给你品尝一样东西，怕比这祁门新茶的味道还好。”彭述之高兴地说。
“什么好东西？拿来我看看。”陈独秀问道。
彭述之顺手从书架上取出几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道：
“这是难得的好东西。”
陈独秀一看是油印的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和《我们的话》，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喜，问道：
“彭述之，这些材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从没见过。”
“我是从尹宽那儿拿来的。据他说，是刚从归国留学生王平一手中拿来的。”彭述之答道。
尹宽，安徽桐城人，与陈独秀是邻县老乡，早年与周恩来、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等赴法勤工俭学，创建少年共产党，是五个执行委员之一，后来做过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兼济南团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分配到广东和张太雷一起工作，后又任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上海。彭述之所说的王平一，是山东临淄县人，1925年进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向托派后，1928年东大中国部解散时，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上海被分配在共青团中央经济斗争部工作，后调做党的工会工作。同时，他又是党外的留学托派组织成员，把《我们的话》和油印的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秘密地传到党内。由于出国前，他在山东地委书记尹宽手下工作过，所以先给尹宽看。尹宽看了很受感动，带着一脸的兴奋神气，跑来给彭述之夫妇、汪泽楷、郑超麟夫妇等人看。郑超麟看了以后说：
“这些文件虽翻译得不好，印得也不好，但看了后，比党中央秘书处精印的文件和瞿秋白精译的共产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于是把我们吸引住了。”
陈独秀从彭述之手中接过这些文件后，迅速地翻阅起来。翻着，看着，他突然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而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可见，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于是，他恍然大悟，极口称赞：
“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陈独秀越看，对托氏的文件兴趣越浓，心中似乎升起一盏“明灯”，觉得一下便看清了过去许多问题的是非及其实质所在。然而，他毕竟是沙场上的“老斗士”，对此还是异乎寻常的谨慎。于是，他对彭述之说：
“述之，托洛茨基是个远离中国的外国人，对他所说的观点，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他呷了口茶，又说：
“这样吧，这些材料我带回去仔细看看。”
“也好，隔日我再把尹宽他们叫来，大家讨论讨论。”
陈独秀深深地被托氏的文章打动了，似乎胃病顿时也消失了，像注入了兴奋剂，精神为之一振。他回到家中，又认真地细读起来，不时地用红笔划上杠杠或圈儿。托洛茨基说：
“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来，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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