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山河的中国农民革命

气壮山河的中国农民革命

——1627~1664年的中国明末农民大起义

中国的明末农民起义战争自1627起，至1664年结束，历时37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276年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大顺政权。但由于没有进步阶级的领导，农民起义军在取得胜利之后，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后人有很大的警醒作用。

明末除倭寇外患外，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四伏之中。经济上，统治阶段上上下下，无不以争夺田产为能事。皇室诸王拥有的庄田，少者万顷，多者数万顷；一般地主和缙绅之家，“田之多者千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水利年久失修，水、旱、饥、疫等灾害不断，而统治阶级置之不理，致使广大人民吃尽草根树皮，死亡枕籍，饿殍遍野。

明朝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和应付辽东作战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采取各种残暴手段，加紧压榨剥削人民。这严重破坏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迫使农民倾家荡产，到处流亡，造成“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郑廉：《豫变纪略》卷一）的凄惨景象。政治上，明朝政权极端黑暗和腐朽。自明神宗朱翊钧17年（1589年）以后，耽于玩乐，数十年不理政事。明熹宗朱由校更加昏庸，朝政掌握在宦官魏忠贤手里。魏忠贤大杀异己，遍置死党，党羽盘根错节，祸国殃民。军事上，明朝军队腐败不堪。京营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官商子弟以金钱贿赂所得。士兵常“缺额十之二三，挂名投闲买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并长期参加修建宫殿劳动及供豪门权贵私人役使。训练如同儿戏，京营“火器手约五万余，而善发者二十人中仅可得一”（《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二）。加之武备久弛，器装腐朽短缺，“马匹盔甲器械不敷”（《明通鉴》卷七十六），“战船朽坏，器械锈钝”（《国榷》卷九十四）。明同后金作战连吃败仗，后金军步步进逼，多次突入长城袭扰京师，使得明王朝内外皆困。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早在公元1409年，就发生了阶州（甘肃武都）农民田九成为首的起义。到1439年后，农民起义便接连不断了。1506年武宗帝之后，农民起义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有农民暴动，有都市民变，有“矿贼”，有“兵变”。

公元1627年，陕西发生严重灾荒，澄城（今陕西澄城）王二组织了几百饥民，杀了澄城知县张计耀，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中，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到1629年以陕西为中心的各地农民起义达数10万人。这一年，李自成也参加了起义。

李自成，陕西米脂（今陕西米脂）人，原名李鸿基，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当过银川驿（驿地在今陕西米脂）卒，因受权门迫害，到甘肃当兵。1629年冬甘肃明军奉命勤王，走到金县（今甘肃榆中）时缺饷哗变，李自成率众杀死参将王国，举起了义旗。后来到闯王高迎祥部下，跟随高迎祥南征北战，称为“闯将”。

1630年前后，又有张献忠、王子顺、神一元等人领导的起义发生，其中张献忠据有米脂十余寨，自号“八大王”。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陕西和甘肃的东部以及山西的西部。

明军进行镇压，农民军难以抵敌，加之为饥饿所迫，不得不向附近省区转移，进行流动作战，从陕西发展到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战至1635年，各路起义军共72营30万左右人，会集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商讨作战大计。会议一致同意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的主张，即以一路对付四川、湖广的明军，一路对付陕西明军，一路扼守黄河渡口，主力东征，另以一路军往来策应。这种联合作战、主力东进战略的确立，标志着农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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