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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对他究竟有什么影响，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十分有限，而他本人１９１６年出版的《螺楼海外文字》，流露出不少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所思所想，虽然没有直接的表述，但作为文学作品，还能够显出端倪。这也是我们后人观察、研究、解读他的重要依据。
李汝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与影响，这种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比如他的价值观，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写作表达习惯，都是士大夫式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文化感到深深的忧虑与绝望。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表现为自己作为中国文人的孤傲自负，另一方面，又觉察到文人的无用，不希望自己是一位文人，更不希望自己的后人成为文人，比如在他写给族兄云林儿子到东京留学的一首劝勉的七言诗中，写道：“无用别名乃文士，况当欧化正酣时。吾家不比司空氏，哪有麒麟阁赏诗。”此种认识他在《螺楼海外文字》里多次提及。
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却对自己家族的后人说“无用别名乃文士”，可见其内心之痛。类似的表述还有，比如在对儿子的期许中写道：“掀翻国俗遗家世，独向苍茫铸此身。大污还须江水洗，乃翁接习是文人。”
中国文人历来是自傲的，清高的。站在全世界的角度而言，文人是一个值得自豪的身份，如果说文人的广义内涵是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事实上，东西方文明的传统都是很以文化人为骄傲的，比如中国古代把这些文人称作士阶层，他们通常扮演了谋士、策士、智囊的重要角色，这样的角色也唤起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与无以言说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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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认为真正的文人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推动者，芸芸众生之中的清醒者、自觉者，西方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社会的良心。不可否认，至今在西方的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媒体仍然活跃着一大批自由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建构者与批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价值仍然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李汝谦作为一名才学出众的文人，他为什么对自己的这种身份如此不屑呢？这和当时的中国大环境有关。清朝末年，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由于自身的封闭与僵化，已经在国门洞开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西方军事强国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即便是岛国日本也已经在明治维新之后后来居上，而中华文明长期拥有的优越感似乎在一夜之间消逝了。
留学日本，作为中国人恐怕处处都能感受到国家贫弱所带来的羞辱与伤害，与李汝谦同一时期的留学生中，如鲁迅、郁达夫等，都有这种伤痛的记录。鲁迅的弃医从文就是因为看了日本兵杀中国人，而周边中国人看热闹所引发的刺激，郁达夫在他的著名代表作《沉沦》中，更是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期间的内心苦闷与压抑写到了极致。在国家随时可能灭亡的国际大环境之下，李汝谦自感文人无用，可以想见，内心是多么的悲凉。
以李汝谦豪迈、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内心渴望武力，渴望健朗之国民、强悍之民风。在闻讯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哈尔滨之后，他写道：“天将史例翻新样，遂使英雄合传成。宰相白头尤远略，男儿赤手遽长征。身虽竟死应余烈，国纵终亡亦有荣。惟我邻人须愧煞，各行其是两成名。”这首诗中，作者没有站在哪一方的立场，而是站在赞美英雄的角度，对两个人均作了肯定。也许，他希望中国也应该有伊藤博文这样的政治领袖，同时，也希望中国之国民中能涌现出像安重根这样的血性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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